渡十娘｜熊景明：走进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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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立,
往常，五月底的香港已是炎炎暑天，今年夏季来得犹犹豫豫，不时躲开，让人舒服、凉快几天；我这个被昆明的天气宠坏的人，对漫长的酷夏来临之际的恩惠，额外珍惜。总那么不可思议，做同样研究的学者常常在中心不期而遇，我迷信地觉得这冥冥之中的安排给我的不是暗示，而是明示。昨天，约上三位研究农村的学者，来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赵树凯，上海社科院的张乐天，还有中大人类学系博士生张小军，社会学系的博士生陆绯云，一道去“探险”。
一行人走到乌溪沙沙滩尽头，从当年那位越南难民在铁丝网上剪开的破洞钻进去，潜入已不再是禁区的白石营半岛，在海边斜坡的青草地上坐下。低头观水浪追逐，抬头赏群山叠翠，一边喝葡萄酒，嗑开心果，吃荔枝。我原来打算和他们商量中心召开农村基层建设研讨会的事，实在煞风景，忘了它吧。
张乐天来自上海，乡下长大，勤奋读书，念完大学，再读研究生学位，成了大学教授。中学毕业后，他赶上这一代年轻人无法逃脱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运动，回乡务农十四年，在村里和一位聪慧活泼的乡下女孩相爱结婚。那个时代无数的秀才村姑配，多以分手告终。这位教授则想方设法让妻子调到上海。他们是大家眼中的一对恩爱夫妻，这倒少见。
他和上海社科院的曹锦清教授花了四年，1992年出版了《浙北农村社会文化变迁》，之后他独立完成了一本《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读这两本书，听他的平生故事，令人觉得似乎冥冥之中万事有定数。他妻子的村庄，也是他“插队“务农十年的地方，存档案记录保存得惊人地完整。据说因为负责资料整理的村文书有“历史问题”，加入过一贯道。这个宗教组织被看做是“反动教门”，在1950年代初便加以取缔。这位“带罪”的文书小心翼翼，生怕出错漏，记录村中一笔笔大小事务。每次村里开会，他都写下详细记录，仿佛预知未来这些文字会被社会学家作为珍贵史料运用。
1950年代初，共产党在中国大陆掌权以后，将农村家庭按占有土地的多寡分为地主、富农、中农和贫农等不同的“阶级”，然后将土地统统“平均”分配到各家各户，叫做土地改革运动。没过了多久，开展合作化运动，接着开展“人民公社运动”，到1950年代中期，中国大陆的农民被组织起来，再没有独立经营的农户，只有公社社员。每个村是一个小队，几个小队为一个大队，几个大队组成公社。
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就是从取消农村集体组织，重新回复个体经营开始的，称为“包产到户”。五十年代初我在小学唱的一首歌“歌颂祖国”，其中一句：“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这个“从今”推迟了30年，从解放农民开始。那30年中，农民苦不堪言，还发生过惨绝人寰的大饥荒。这里说的与两位研究农村的学者相关的，是这个时期独特的现象，每个大队都曾经用文字详尽记载当地经济、政治。
会泽县大海乡。两个女孩都已订了亲，聘礼之外，男家每年得给她们置一套新衣。
我曾在1988年去到云南西北会泽县的大海乡。这里海拔3，000米，绝大部分村民不识字。十岁以下的女孩几乎都订了亲，让她们的哥哥或弟弟可以娶对方的女儿，是没人肯嫁过来的穷村庄之间，无可奈何的交换。走进乡公所，听说我们要了解情况，支书唤来一位将近六十岁的老文书。他慢条斯理打开上了锁的木柜，搬出一本本厚厚的账簿。各种自制的表格一丝不苟，字迹工整，四十年来的土地，人口，劳力，收支分配，都有据可查，令我大吃一惊，连声道：你太了不起了。他露出一丝笑容。
在USC听到的不少做农村田野研究的学者有类似经历。不仅在江南，中原这些文化发达的地区，连西北高原都有许多村庄存有详细的档案资料，唯有读书高的文化传统，使得大部分农庄都找得到识字的人。固然，记录都按政治路线的框框取舍，但其中可以见到乡村生活和经济的实况，经过研究者分析解读，能将半世纪以来的变迁展现。
两位上海教授经年累月梳理乡村档案，访问村民，终于不负使命，以真凭实据向世人叙说处在社会下层的农民过去四十年怎么活过来的。如此扎实的农村社会研究出现在上海，让人有点意外。大名鼎鼎的社会学家费孝通1930年代写了一本描述农村社会的《江村经济》，首次将当时农民生计说个清楚，并先用英文出版，墙里开花墙外香，成为经典，中外学者凡是研究中国农村，都必须引用。客观上，他的研究不是无法超越，而是其后数十年中，民不聊生。抗战、内战之后的和平年代并不平静。社会学几乎半世纪后才重登讲坛，大环境松动之后，市场经济唤醒压抑多年的物质欲望。向张乐天、曹锦清这类自甘淡泊，执着于实证研究的学者为数不多。种瓜得瓜，他们完成的这部作品，为历史做了一笔不当缺少的注脚。
书的出版，似乎并没有为二位带来什么荣耀，也没有引起多少注意。据说北京学术圈有人评价道，书还不错，但缺乏理论的深度。两位作者还蛮在乎，花功夫钻研社会学相关理论，觉得未来努力的方向是写出有深奥分析力度的作品。理论的把握被看成是社会科学研究的看家本领，也是区别业余和专业的尺度。衡量一部作品的价值，并非在于理论。例如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法国著名的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毕生致力于理论的创立，可惜他的结构人类学和有关神话的理论都不曾经受住时间的考验，而他留下的对“初民”社会真实可靠的记录《忧郁的热带》却成为不朽的篇章。
1990年，熊景明与澳大利亚中国研究学者Jonathan Unger 来到高坡村，这是村里唯一的一块平地。
Love,
Mom
1998年5月
注：两人后来分别出版了注重理论探索的著作。张乐天的《告别理想》，曹锦清《单位制度》。之后曹锦清仍回归田野调查，写出轰动一时的《黄河边的中国》。他开玩笑地对我说，我扔下的仍然只是一块小石头，《浙北农村》扔到小水池里，只有你注意到了，《黄河边》扔到大水塘了，激起涟漪。事实上，农村分田到户以后，农民负担越来越严重，到90年代中期，农村、农民、农业的问题成为令社会瞩目的三农问题，农村研究成为显学，这本书应运而生。
云南会泽高坡村
后记
30年后，估计这个村子已经不存在了。
“会泽地处乌蒙山主峰地段，山区面积达95.7%；约有38万人居住在深山区、石山区、高寒冷凉地区、泥石流滑坡地带，其中，贫困群众有4.2万户12.25万人。”会泽县委书记谭力华介绍，“十三五”期间，会泽规划建设安置点125个，安置105068人，建档立卡贫困人口83627人。在会泽县城以西两公里处规划新建271栋、165.5万平方米安置房，分两期搬迁安置81257人，其中建档立卡贫困人口62768人，搬迁对象涉及20个乡镇（街道）、293个行政村，整村搬迁514个自然村。会泽新城第一期项目已完成搬迁安置20361人，2020年春节前第二期项目将搬迁安置1.2万余人，6月前完成搬迁安置4.8万余人”。
文中提到的这两个小女孩如今大概有了自己的孩子，世世代代将女儿作为“抵押”的无奈终成历史。
本文照片由熊景明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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